（三）我的牙科诊疗室

我的诊疗室是在一所旧医院大楼里的一个小房间里，候诊室紧邻Mrs.Ewan的客厅，实验室在我们居住的中国式围地里。我们志愿者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工作着，建筑状况不及加拿大三流的柴房，没有天花板，地板是泥泞的，雨后更甚，房子的椽被长年开放式火炉产生的油烟熏成了黑色。房顶杂乱地铺着烧制的陶瓷瓦片，其上已经有不少的漏缝了。前屋的窗子是中国古式的带格子的纸窗户；后屋是潮湿破旧的泥土墙，这墙未达到屋顶，只是把这屋和那个吵闹的中式出租复合房分隔开来，租房的人像是一直在大声的家庭争吵中生活。小屋的一头堆放着家用的煤、木头和木屑，另一头堆放着已经损坏不能使用的中式家具。幸好这个地方我只住了一年就找到了更加满意的住处。我们在新住处阳台的一头建了一间手术室，工作室是相邻的房间。但我们仍然缺一间候诊室；或者说是两间，因为是在中国，男女患者需分开。所以这三年半来我们的私人客厅就被用来当候诊室了。

（四）我的第一个中国病人

许多接受过我服务的西方人没有成为我掌握中文的障碍，因为通过他们，我很快被渴望治疗的中国人发现了。在我来之前Kilborn医生的一位老朋友把他的女儿带来，请求Kilborn医生为她治疗严重的牙科疾病。医生解释说一位牙科医生马上要来了，他建议他们等我来治疗。我来这个城市还没多久这些人就知道了，他们再次找到Kiborn医生，于是他特别请我看看他的这些中国朋友。尽管我原本不准备在掌握中文至少是一点点中文之前，诊治中国患者，但检查后发现她有一个已经长达十年的牙槽脓肿。有大量的骨缺失并不断排脓。她看起来很没信心，一直服用大量药品但没什么疗效。还好，经过拔除几颗牙和其他彻底的治疗后，效果很显著，不久她恢复了健康，非常高兴。我请她和她的家人不要提我为她治疗的事，因为我目前的任务是学习语言。但毫无疑问，她健康的显著改善使这秘密很难保守，后来很多来找我的病人说到她的康复，都不经意地提到她家。

有一段时间我可以做到不受电话干扰，但电话渐渐越来越多，病人也越来越执著，花去我大量时间接电话。这时一件有趣的事发生了。由于接电话太影响工作，我开始拒绝要求出诊的电话。我的这种态度在有钱或有权的妇女中引起了很大的不满，因为她们实际上从不被允许离开丈夫外出。或许我的这种做法在这种时候——牙科工作的开始阶段是不明智的，但由于我坚持这个原则使总督不得不叫身患严重的下颌坏死的侄女来找我。她多次来访，每次都有一大批仆人和警卫，这成为了街头巷尾关注和谈论的对象。从那时起我在这方面就很少有麻烦了，既然一个高层官员家的女子可以这样做，那么其他人也同样可以遵守。

（五）唐茂森医生

1910年的春天，唐茂森（John E. Thompson）医生到达成都，他没有被指定到牙科，而是作为YMCA 的工作人员。唐茂森医生和我是大学同学。我们在YMCA 学院曾共过事，特别是在我被任命后，我们曾在一起多次讨论过传教的事情。他从一份申请上发现教会不是很清楚怎样使传教团有一个牙医。过了一段时间，他在加拿大的尼亚加拉的一次夏季会议上遇到了Dr.T.E.Egerton Shore，并与他商讨了相关问题。Dr. Shore告诉他华西传教团需要一名YMCA 工作人员，如果他愿意的话，我们教会可以接受他加入团队，需要时请他转入牙科系。唐茂森博士赞同这个计划，把自己的成员资格转到Methodist教堂，并被分配到中国。由于牙科系的迅速发展，1911年理事会将他分到牙科组，参加牙医巡回医疗。

本文摘自《华西口腔 百年史话》（第1版），人民卫生出版社，2007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新闻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