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51年华大牙医学院（1952年改名“口腔医学院”）的。入校时，医牙合班，称医牙四一级，全班有100多人。1952年秋，院系调整，重庆大学医学院医疗系的同学并入我班，阵容更加庞大，但口腔专业只有28人。进校时规定本科学制五年，后因国家建设急需人才，所有在校医学生均千方百计缩短学习周期，以致我们实际在校仅四年，即行毕业分配（1955年）。也由于此，形成每年不止一班毕业生，春秋季都有的现象，例如高我们一届的学生应为1955秋季毕业，却提前半年在1955春季即已毕业。专科学生也由三年缩短为两年学习期。

回想这四年的学习过程，可谓在政治运动中度过。从镇反运动、思想改造运动、反恐美崇美教育、抗美援朝、三反运动、高饶事件，直至毕业前夕的肃反运动，政治学习一直没有停止过。有不少好心人在介绍我经历时喜欢用一句“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我真感到惭愧。我并不是一名学习成绩优异的毕业生，我的实际情况是“刚及格，过得去”。可以说在当时的情况下，要想专心致志读书都是很难的，何况我当时还是学生会及团委的干部，有不少社会工作需要去做。说白了，当时批恐美、崇美思想时，谁敢努力去学英文（我们当时还没有学俄语的）？我的英文全靠在中学时学的一点老底，以致在改革开放后外事活动增多时，感到特别困难和吃力。

尽管如此，四年的学习课程仍然是十分艰苦的，因为当时根本没有所谓的“限制周学时”之说。为了适应国家的需要，当年是按照多面手的理念在培养我们，因为毕业生被分配到基层工作，并不仅限于口腔科，有时还要改行当外科医师、内科医师，至于当眼科、耳喉鼻科医师更是司空见惯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几乎学全了所有临床医学系的课程，包括现在口腔专业学生几乎都不学的妇产科学、精神卫生和神经病学，甚至连法医学等都要学。有时一学期有近二十门课程，考试、考查接连不断，其负担之重是现在学生完全不能想象和理解的。但当时在努力为国学习的思想指导下，大家也都挺过来了。从另一方面看，这种教育体制在当时国家需要的情况下确实起了很大作用，决没有出现过像现在医学毕业生还找不到工作的现象，这种教育体制十分符合大学培养人才要面向社会需求的现代理念。作为一名口腔颌面外科医师，我还想说，这种培养体制和模式更有利于培养现代口腔颌面外科医师。事实上它确实对口腔颌面外科学在中国的发展起到了培育人才、储备人才的作用，也为口腔颌面外科能在我国快速发展并跻身世界先进行列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当然这种培养模式也有缺点，它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牙医学的教育。因此必须历史地、辩证地来看这些利和弊，不能在任何时候都予以套用。

在回忆华西坝学习的旧事时，不少教我育我的老师的形象和场景又浮上我的脑海。

邓述高老师，一位新中国成立初期从美国归来的爱国知识分子。他曾是我们的班主任，我在大学二十岁时开始担任口腔41级班主席，与他接触不少。他对同学的关心、爱护恐怕在现在的老师中很难找到能比得上他的。除此之外，给同学留下的深刻印象是他用那流利的四川话生动地讲述口腔正畸课。当时同学私下议论，“听课要听邓老师，实习要跟詹（淑仪）老师”，充分说明了两位老师鲜明的特点。邓老师在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因受不了审查而自尽。后来虽经平反，但人是再也不能复生了。

夏良才老师，口腔颌面外科专家。我在校的后期他担任口腔医学系主任兼口腔颌面外科主任。他也是一位爱国知识分子，新中国成立后从美国回川。据说他在美国密执安大学（UNI.MICHIGAN）口腔颌面外科已做到住院总医师。1960年调去武汉湖北医学院建立口腔医学系，当时条件十分艰苦。随即因“文化大革命”而历尽沧桑。我与他接触最多的时候是在20世纪70年代他在政治上获得新生后，当时是为了编撰“文化大革命”后用的第一本《口腔颌面外科学》而聚在一起。夏老师是我国第一本《口腔颌面外科学》教材的主编，该书于1959年出版。1975年，在我们外出征求编写意见途中，他曾在莫干山够得一手杖送我，称作“纪念”，我很感动，至今仍清楚记得。好像他已有预感，手杖真成了“纪念”，因为就在当年除夕之前，他因脑溢血与世长辞，享年仅64岁。

王顺靖老师，牙周病学专家。他是我刚进校报到时第一个见到的老师。他问我为什么要学牙科，我说，我想学外科而不是牙科。他当时就告诉我，牙医学系即将改名“口腔医学系”，其中含有口腔颌面外科，这也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口腔颌面外科”这个名词。王老师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他的牙周病教学。我们最难懂的是他讲的“咬合磨改”，虽经多次辅导，有的同学，包括我在内仍感到云里雾里。记得当时我们同学间流传一句戏言：牙周病的治疗是“埂（龈的谐音，四川话发音为geng）上下刮治，冲洗、擦（上）药”，此外还有“龈上刮，龈下刮，阿苦里紫满口擦”一说，仅供一笑。

连瑞华老师，牙槽外科专家。我是他教学时的“示教病人”。他以拔牙手术见长。我有两颗下颌阻生第三磨牙。上实习课示教时，我毅然成了示教者。毕竟是专家，几分钟之内就把牙分开，一蹴而就，令我这个“病人”十分满意。我还有一颗下颌阻生第三磨牙也是给学生示教时被另一个牙槽外科专家——黄培喆教授拔除的。不过那已是后话，是在我去上海第二医学院附属广慈医院工作后所经历的。第一次的体验为我第二次的勇气奠定了令人难忘的基础。

魏治统老师，口腔修复学专家，他曾说：“你们以后出去谁做‘壳冠’，谁就是我的叛徒”。张琼仙老师在带根管治疗实习时，严格要求要根管纸尖培养阴性后才能充填根管。王翰章老师用那标准、流利的官话（普通话）讲课在当时是很少见的，记得除了他之外，仅有血液病的邓长安老师是用正宗的普通话上课。在今年岳松龄老师九十寿辰的庆典上，我还模仿当年岳老师用洪钟般的、深厚的、地道的四川口音讲课：“嘿嘿，这个牙釉本质界”。

1959年底，困难时期已悄然降临。记得我当时回校去拜访陈安玉、王模堂老师时，他们把家里储存多时且仅存的一听午餐肉罐头打开，一定要请我吃午饭。师生之情，我至今难忘。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新闻中心)